文 / 陈波

北京平商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

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

 

近几年，人工智能对法律职业的重塑越来越具象，从法院审判端到法律服务端，智能化实践都在快速落地。2026年9月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《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深圳实践》白皮书，很有代表性——表面看是法院审判辅助工具的技术迭代，往深了看，它其实正在沿着诉讼与争议解决的全链条，悄悄改变所有法律人的工作模式。

 

技术正在把大量事务性劳作从核心工作里剥离出来，推着整个法律职业回归专业判断的本质。结合这份白皮书的数据和日常办案的感受，聊聊司法智能化背景下，法律行业的“去事务化”趋势。

这里说的“去事务化”，不是要取消基础性工作，而是借着智能技术，把低技术含量、劳务型、重复性的机械事务和核心法律工作剥离开，让事务性工作由技术高效处理，法律人把精力腾出来，集中做法律判断、专业思辨、方案设计、全局把控，以及复杂疑难问题的深度分析。

美国学者弗兰克·帕斯奎尔在《剑桥人工智能与法律手册》里，把司法工作分成两类：一类是文书排版、卷宗整理、法条检索、事实摘录这类标准化劳务，适合自动化；另一类是法律解释、证据权衡、利益考量、价值判断这类裁判性工作，只能由人完成。深圳法院的智能司法实践，刚好是这个思路在国内审判一线的落地样本：机器接下标准化劳务，法律人聚焦价值判断。

 

一、法官篇：卸下事务重负，回归裁判本位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法官的大量时间都耗在卷宗摘抄、材料整理、文书初稿、法条类案检索这些流程性事务上，反而挤压了事实研判、庭审把控、利益权衡这些核心裁判工作的空间。深圳这套智能办案系统，覆盖了四大环节共85项办案节点，能自动提取卷宗要素、归纳争议焦点、草拟文书、推送法律资料，帮法官卸下了很大包袱。

事务负担智能剥离

白皮书里的数据很直观：截至2026年8月31日，系统累计调用大模型和智能体完成任务3545.1万次，辅助阅卷60.9万件、辅助庭审26.9万件、辅助撰写文书67.8万份，深度赋能超过70万件案件，累计提供法律知识服务2274.6万次。

审判质效的提升也很明显：2025年，深圳法院办结各类案件773828件，法官人均结案744件，同比增加249件，人均月结案数较系统上线前提升60%；上诉率、改判发回重审率分别下降48%和65%。

海量基础性劳务交给系统之后，法官能从重复性工作里抽出身，把精力往核心裁判环节集中。

人机权责清晰界定

白皮书也明确了人机边界：法官全程把控系统的信息来源、决策过程和生成结果，从源头上防范“机器判案”和“算法黑箱”风险；法律条文、参考案例这些权威数据，全部取自最高人民法院知识库，不直接由大模型生成。

同时也强调了责任归属：裁判责任仍然由办案法官、合议庭承担，不会因为用了智能辅助，就免除或者转移法官的办案责任。

这其实就划清了人主机辅的底线——智能系统永远只是办案辅助工具，案件的裁判决定权和法律责任，始终握在法官手里。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12月发布的《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》，也明确了同一个原则：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，人工智能都不能代替法官裁判，司法裁判活动必须由审判人员主导。

裁判能力回归核心

事务减负了，权责也厘清了，法官的职业重心自然就向核心裁判能力回归。去事务化带来的变化很清晰：流程性事务交给系统处理，法官不用再把大量工时耗在摘抄、检索、写初稿这些劳务上；考核导向也跟着变，不再比谁阅卷快、写稿快，而是看事实甄别准不准、证据采信对不对、利益平衡好不好、纠纷化解能力强不强。

法官必须人工核验系统输出的内容，识别算法偏差和模型幻觉，区分卷宗里的原始事实和系统推演的内容，不能直接采信生成的结论。中国政法大学张凌寒教授有个观点很到位：智能技术擅长信息检索、文本整理，解决的是“快”的问题；证据取舍、价值权衡要靠法官完成，解决的是“对”与“好”的问题。事务性工作剥离之后，法官不可替代的价值，恰恰就体现在算法没法量化的价值判断里。

白皮书里上诉率、改判发回重审率的大幅下降，也直接印证了这套系统的实际效果：把法官从机械重复劳动里解放出来，集中精力办疑难复杂案件，裁判质量和服判息诉的效果自然就提升了。

 

二、律师篇：事务价值弱化，专业价值强化

这份白皮书本身没直接讲律师执业，但法院端的智能化转型，一定会沿着诉讼链条传导到法律服务端，重构整个律师行业的价值体系。法官阅卷、证据审查、事实梳理都全面转向智能化了，诉讼博弈的基础条件自然跟着变，行业价值迁移的方向很清晰：事务性工作的价值持续弱化，专业价值持续强化。

事务价值持续弱化

过去低年级律师的大量工时，都耗在卷宗整理、证据编目、文书草拟、类案检索这些基础性劳务里，这类劳务也是不少律所基础收费的重要支撑。现在法院的智能系统能自动提取事实、归纳要素、校验格式，如果律师还只停留在材料整理、套用模板的事务层面，服务的收费空间只会越来越窄；只能提供事务劳务的律师，竞争力和议价空间也会越来越承压。

就拿商事合同纠纷来说，以前需要助理团队花好几天才能做完的卷宗整理、证据编目，现在通过系统很快就能完成要素梳理，事务性工作的价值稀释，已经是能直观感受到的现实。

专业价值持续强化

法官借助智能系统能快速掌握基础案情，法庭上需要律师提供的，就不再是证据和法条的简单罗列，而是完整的案件叙事、证据漏洞的识别、类案差异的辨析，以及在自由裁量区间内的价值说理。人机分工之下，机器承担要素提取、检索、格式排版这些事务；律师的核心价值，要落在事实剪裁、证据质证、法律论证、提炼争议焦点上，用专业论证说服法官作出有利裁判。

当然，律师还是要对全部提交的文书、代理意见承担最终执业责任，智能工具的输出只能作参考，不能免除律师的审核义务和过错责任。未来庭审对抗的核心，比的不再是谁的文书厚、材料多，而是谁对案件本质把握得准、专业说理能力强，专业服务的溢价会越来越高。

业务结构持续升级

智能技术擅长处理已经发生纠纷的案卷事务，但交易架构设计、风险预判、商业利益权衡、合规体系搭建这些工作，还是高度依赖人的实务经验和专业判断。企业客户会慢慢降低基础应诉事务的付费意愿，更愿意为交易风控、复杂争议处置、危机应对这些高价值法律服务付费。律所的业务结构，也需要从“事后应诉”的事务型服务，转向“事前风险防控+复杂商事争议解决”的专业型服务。

现在法律实务界普遍有个判断：技术不会淘汰律师，但会淘汰只做事务性杂活的律师；合伙人和资深律师靠着客户资源、战略判断，不容易被替代，风险主要集中在基层事务型从业者身上。这一点在商事诉讼领域，感受尤其明显。

培养路径持续转型

传统律所都是靠文书、卷宗事务训练青年律师，新人从事务性工作做起，一步步积累经验。智能系统承接了基础事务之后，低年级律师很难再靠重复性劳务积累办案经验，职业成长的门槛往上移了，需要直接切入事实分析、法律论证、策略设计这些核心能力训练。行业新人的培养逻辑和体系，也会跟着从“事务熟练型”转向“专业判断型”。

说到底，人工智能永远只是执业辅助工具，律师执业的核心责任和法定底线，是绝对不能突破的。

 

三、行业篇：厘清职业分层，回归判断内核

从审判端到服务端，智能化的影响已经覆盖了争议解决全链条的各类法律职业主体。法官群体的这个变化规律，放在其他法律职业身上同样适用。技术对法律职业的重塑，会沿着“去事务化”的主线贯穿全行业——不止前面说的法官和执业律师，也包括履行检察职能的检察官、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员等各类法律职业群体。大家日常工作里那些标准化、流程化的劳务性事务，都可以逐步交给技术辅助完成，职业价值的核心，最终都会向专业判断回归。

去事务化不代表事务性岗位会彻底消失，而是事务工作的形态和门槛发生了本质升级。传统纯劳务型的事务岗位会持续萎缩，与此同时，也可能催生出三类新型的法律辅助岗位：

法律数据治理岗：负责卷宗质控、要素校验、证据标准化，承担系统数据把关职能；法律科技运营岗：负责系统运营、规则调试、培训与异常处理，衔接业务与技术两端；法律流程管理岗：负责流程节点管控、模板制定与流程优化，承担数字法律事务管理职能。

这三类岗位都要求同时具备法律基础和数字能力，会推动行业形成新的分层生态。

转型过程里有一条基本底线：无论技术介入到什么程度，司法裁判的终局责任、检察履职的法定责任、律师执业的过错责任、仲裁裁决的审慎责任，始终都要由具体的法律人承担，这是司法智能化进程里必须恪守的职业底线。

这种分层不是职业的分化，而是整个行业的价值升级：低端劳务的价值收窄，高端专业的价值放大，新型复合岗位补齐中间层，最终会形成更健康的职业生态。去事务化不是法律职业的价值收缩，而是专业内核的回归。法律职业的核心价值，从来都不是整理材料、抄写文书、检索法条，而是立足事实与法律，在复杂的利益格局里作出专业判断、提供解决方案。技术剥离了表层的事务劳作，反而让法律职业的专业属性更凸显，具备深度分析、权衡判断、方案设计能力的法律人，会获得更高的职业溢价。

 

对律所来说，主动适配去事务化的趋势，提前布局专业能力升级和新型岗位培育，是应对这场行业变革的核心路径。

深圳的司法智能实践，不只是审判端的一次效率革新，也为全国法律职业的去事务化转型，提供了一份很有参考价值的实践样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