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年，法律圈子里聊得最多的就是AI。几乎所有培训群、交流群乃至行业沙龙，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：人工智能时代，律师会不会被替代？

 

笔者的判断是：AI不会替代律师，但会用AI的律师，一定会替代不用AI的律师。几分钟完成过去需要一整天的类案检索，几秒钟生成一份初具规模的合同草案，AI辅助写作文书成了许多团队的标配。效率提升之显著，让这个行业再也回不到“纯手工”的时代。

然而，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，一种不易察觉却令笔者忧虑的倾向正在行业内蔓延。这种倾向，笔者概括为两个词：空心化与工具化。

 

所谓空心化，即问AI要答案。阅卷、证据甄别、法律关系拆解、法律适用推演——这些曾经被视为“看家本领”的基本功，在部分同行那里被简化为一个动作：打开AI工具，输入案情概要，等待输出结果。办案不再深入研读卷宗，不再反复推演，而是直接向AI索要结论与方案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变成了只会“要答案”的人。拿到答案就走。至于答案怎么来的、逻辑是否成立、事实依据是否可靠，统统不再追问。这是一个丧失思辨过程、只吞食结论碎片的“空心人”。

所谓工具化，即将AI观点直接用。另一部分律师将AI生成的文本、观点、结论，不做任何事实核对、法条校验、逻辑甄别与风险排查，便直接用作内部研讨的基础，甚至对外作为出具法律文书的依据。AI说什么，他们就信什么；AI给什么，他们就用什么。律师不再是工具的主人，反而成了AI输出内容的“搬运工”和“传声筒”——人变成了工具的附庸，丧失了独立判断的主体意识。

空心化与工具化从来不是各自孤立的现象，二者互为因果，彼此催化，形成一个不断加速的恶性循环。

越是习惯于“问AI要答案”（空心化），就越发不去自主推演分析，专业判断力随之退化；专业判断力越弱，就越发不敢质疑AI的输出，只能“把AI观点直接用”（工具化）。反过来，越是长期“把AI观点直接用”而不加甄别（工具化），就越会进一步弱化自身的事实甄别与法律判断能力，让你在下一次面对AI答案时，饥不择食地向AI要答案（空心化）。空心化推动工具化，工具化加剧空心化——二者螺旋上升，互为加速器。

这种恶性循环的终点，是律师主体性的全面丧失——不再拥有独立思考的习惯，不再具备创新的解题能力，不再敢于做出任何不经过机器验证的判断。笔者甚至见过一些同行，一旦离开电脑、离开手机、离开AI工具，便几乎无从着手处理一个基础法律问题，甚至无法现场口头表达，也无法独立地对一个案件进行分析，更谈不上形成判断。这足以让整个行业警醒——相当一部分法律人已经在被AI工具反向驯化。

 

德国哲学家康德曾有一个著名命题：人是目的，而非仅仅是手段。这个命题精准地界定了人与工具的关系。从石器、铁器，到蒸汽机、电力、电脑乃至互联网，本质上都是人发明出来服务于人的工具。工具可以延伸人的肢体、放大人的脑力效率，但绝不能替代人的主体地位，更不能接管人的价值判断与社会实践。

从人类获取知识与能力的实践规律来看，真正的专业成长，必然经历一个完整的认知闭环：认识，实践，内化，再学习，再实践，再内化……循环往复，螺旋上升。正是在这一轮又一轮的亲身参与、试错、反思、沉淀中，知识才从外部的信息转变为自身的素养，判断力才从他人的结论内化为独立的直觉。这个不可省略的认知闭环，正是专业能力生长的内在机制。

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教授对此有深刻的洞察。他坦言自己也会用AI，但凭借深厚的专业经验，能一眼看出AI分析中的错误。真正的隐忧，在于年轻医生的培养方式。他在公开演讲中明确表示：

“我是拒绝把AI引入我们的医生的日常生活，你可以自己在那里用——但不允许在我的病历系统里面用AI。”

“现在要从实习医生、住院医生，再到我，他一下子进来，又对疾病的诊断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，马上通过AI得出的结论，跟我给出的结论是一样的……”

张文宏教授进一步指出：

“造成一个什么问题？他最终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，他就不能鉴别AI对或者错。”

他反复强调，诊断能力源于对病史、体征和检查结果的综合研判，这种“临床思维”必须在反复实践中锤炼，无法通过“AI移植”获得。

张文宏教授的警示，对法律行业同样适用。律师对案件的研判力、对事实的甄别力、对法律的适用力，同样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真实案件办理中逐步养成，无法通过“算法移植”直接获取。省略了这个由认识、实践、内化、再学习、再实践构成的成长闭环，人便不再是知识的主人、判断的主体，而沦为AI答案的被动接收器。

这样的风险并非危言耸听。从域外到国内，司法实践已经接连敲响警钟。

2023年，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。执业律师Steven A. Schwartz和Peter LoDuca在一起航空人身伤害案件中，直接使用ChatGPT检索判例，未作任何人工核验，将AI虚构的六份虚假联邦判例及伪造的裁判观点提交给了法庭。遭到对方质疑后，这两名律师仍然继续采信AI输出的虚假材料。最终法院查实后，对两名律师及其律所处以及5000美元罚款，责令向法官致歉并归档惩戒记录。法官在判决中明确指出：AI不承担司法责任，文书与法律依据的全部责任，由签字律师承担。

国内也已出现多起类似案例。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，代理律师将AI生成的两份高度贴合案情的虚假判例直接写入代理意见提交法庭——案号真实，但案情和裁判要旨全部是AI编造的。法院在判决书中对该代理律师予以公开批评教育，该案例随后入选了人民法院案例库。湖北省宜昌市某区人民法院今年审理的一起行政案件中，代理律师提交的参考材料里出现了AI虚构的案件事实、篡改的法条、编造的行政机关文件文号。律师辩称系助理使用AI汇总、自身未履行复核义务，法庭当庭对代理律师予以训诫，明确审核责任不得转嫁AI或者助理。

这些案件中的代理律师并非主观故意造假，根源在于放弃了作为职业律师的独立人格——问AI要答案，将AI观点直接用，正是这一行业弊端在实务中的真实投射。即便没有主观恶意，依然要承担相应的司法负面评价，相关代理意见不被法庭采信。

事实上，现有的法律、行为规范以及相关行业规范，对此已经有明文的规定，或已经引起了高度的警觉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明确了律师的职责范围，律师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；《律师执业行为规范》第十五条要求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时，应当进行独立的职业思考与判断，认真、负责。各地律师协会也相继作出回应。上海律协出台指引，明确“AI工具仅作为律师工作的辅助工具，不应替代律师的独立专业判断”，律师对AI生成内容承担最终专业判断责任。香港大律师公会联同粤港澳大湾区11个律师协会签署倡议，明确“AI只是执业辅助工具，无法替代大律师的专业判断”。宁夏律协于2026年3月发布《宁夏律师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指引》，确立独立判断等原则，强调“律师必须独立审查验证AI输出结果，严禁直接采信”，“律师是法律服务最终责任人，AI使用过错责任不可转移”。各地规范虽在形式上各有侧重，但核心立场高度一致：AI仅为辅助工具，律师的独立专业判断不可替代，执业责任不得转嫁技术工具。

 

那么，面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，律师应当如何自处？与其焦虑“会不会被替代”，不如冷静审视什么才是机器无法替代的核心能力。笔者认为，以下五种能力，是律师守住主体性、守住独立判断力的根基。

第一，专业内功力。 律师的一切判断，建立在对法学基本概念、基本原理、基本体系烂熟于心的基础之上。专业内功的修炼，须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同时发力。静态层面，要系统反复研读经典著作，把某一学科领域的基本概念、基本原理、基本架构吃深吃透，建立扎实的理论根基。动态层面，要紧跟不断涌现的新问题、新实践、新课题，持续充实更新知识储备，自主搭建完备的部门法知识框架，精准把握法理本源、条文要义与裁判尺度。唯有在静态深耕与动态追踪之间往复打磨，才能真正练就一身过硬的专业内功，才能具备甄别错误、修正偏差、守住法律底线的底气。

第二，实务实践力。 法律是实践的科学，所有纸上理论必须落地于真实案件。律师一定要多实践，特别是初学者，不要嫌弃案件的大小与事务的繁杂，从简单的案件入手，在小案件中训练基本功——阅卷、梳理、沟通、写作，每一个环节都是实务能力的基石。小案子练的是基本功，大案子考验的则是综合能力，没有小案子的积累，就扛不住大案子的考验。要主动深度参与案件全流程——从阅卷梳理、证据拆解、事实提炼、法律适用，到庭审攻防、谈判和解、风险把控——全程亲历、全程思考、全程复盘，在每一个案件中锤炼实务能力。要刻意锤炼脱离电子设备的案情研判、口头论理、即兴分析等基本功。诉讼业务如此，非诉业务同样如此，合同审查、尽职调查、商务谈判、合规方案设计——各项都必须在实务中反复历练，才能形成独立于机器的判断直觉。只有在海量实务中反复试错、总结沉淀，才能积累机器无法生成的办案直觉与实务尺度。

第三，社会共情力。 法律服务是覆盖全社会、对接各阶层的人际服务，本质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沟通、博弈与调和。AI没有社会阅历，没有情感感知能力，没有沟通分寸感，无法适配复杂多样的人群特质。律师的工作对象从来不只是法条和卷宗，更是形形色色的人——企业家、农民工、公职人员、普通市民，甚至犯罪嫌疑人，乃至三教九流，无所不包。律师需要广泛对接、读懂、融入社会各个阶层，既能与普通民众共情沟通、听懂诉求、化解情绪，也能与商事主体、企业高管、公职人员、行业从业者对等交流、精准对接、把握诉求。一个优秀的律师，必须读得懂人情世故，听得懂弦外之音，接得住情绪宣泄，理得清利益纠葛。在多元人际交互中积累沟通策略、处事分寸、协调智慧，读懂不同群体的思维逻辑、利益诉求与处事方式，形成扎根社会现实、适配各类人群的综合共情能力与社会适配能力。

第四，模式认知力。 律师要做好法律服务，必须要搞清楚法律服务背后各种模式运行的规律。民商事法律服务的底层逻辑，即商业交易模式和权利义务架构。

合同纠纷，要读懂交易结构——是买卖、是代理、是供应链金融还是融资租赁？不同交易结构决定了权利义务的分配方式、违约责任的计算逻辑、风险负担的归属规则。股权争议，要读懂公司治理架构——控制权如何分配、股东之间是怎样的利益博弈、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埋下了哪些伏笔。并购重组，要读懂交易的商业目的——是为避税、为隔离风险、为借壳上市，还是为了产业整合？读懂了交易模式与权利义务架构，才能精准定位争议焦点，制定切实可行的代理策略，而不是机械套用法条。

刑事与行政法律服务的底层逻辑，则是公权力的运行模式。刑事辩护，首先需要读懂侦查、起诉、审判三个环节的权力运行逻辑——侦查阶段取证的重点和边界在哪里？审查起诉阶段控辩沟通的空间有多大？审判阶段法官的自由心证如何形成？职务犯罪案件则更为特殊，必须理解嫌疑人或被告人作为公职人员在原权力体系中所处的位置、所掌握的资源、所受到的制约，这些因素直接影响案件的事实认定、证据链条及辩护空间的构建。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，则要把握行政权力的边界与程序——行政机关的法定权限在哪里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？自由裁量的空间有多大，是否存在滥用或不当行使？读懂了公权力的运行规则，才能在刑事辩护中精准找到辩护突破口，在行政案件中准确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、合理、合规。

第五，综合判断力。 说到底，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，文书、材料仅仅是载体，法律产品最核心的产出就是判断力。而判断力的核心，就是要有决断能力。面对一个具体案件，事实是复杂的，法律是多头的，利益是多方纠葛的。尤其在AI时代，海量信息扑面而来，各种可能性交织叠加，这时候，律师最需要的不是无休止地检索、推演、犹豫，而是在吃透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，果断做出决断——核心矛盾是什么？争议焦点在哪里？应当选择何种策略？何去何从——必须有个态度。不能犹犹豫豫、含含糊糊，骑墙观望、摇摆不定。判断力是专业能力的最高体现，是将所学、所历、所思内化为行动指引的能力，需要长期的积累与磨砺。参考与辅助固然重要，但最终的决断，必须由律师自己做出。

 

这场技术变革，既是律师行业的一次挑战，也是一次机遇——将律师从低阶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历史性机遇。把检索、初稿草拟、资料整理这些事务性工作交给AI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释放出来，投入到真正体现律师不可替代价值的高阶活动中去——事实辨析、法律趋势研判、前沿课题研究、风险预判与管控、人性共情与沟通、方案顶层决策。与此同时，AI解放出来的时间，也让律师有机会回归生活、休息充电、持续成长，实现职业成长与个人生活的和谐平衡。律师应当在AI的辅助下，更好地发挥专业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，这才是法律人在技术变革中真正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。

在一个算法可以生成一切的时代，唯有那些守住专业功底、保持清醒判断力的律师，才能扛得住技术变革的冲击。

愿我们都能驾驭AI，而非被其驯化。

作者：北京平商律师事务所主任、高级合伙人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